近50年来，中国农业走过了一条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和高资源环境代价的道路；未来农业发展，必将面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技术薄弱、技术创新不足等困境困扰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目前我国耕地质量‘低、费、污’问题严重，而耕地又在逐年减少，如果不能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解决耕地质量问题，势必将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副所长张维理博士对此十分焦虑。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这位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级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土壤肥料、农业面源污染等方面研究的专家，一再向本刊记者强调：我国人均耕地资源紧缺，由此导致粮食安全与环境问题突出，而“了解土壤及土壤相关资源与环境状况，准确掌握全国土壤肥力、环境质量状况仍将是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实现我国粮食安全、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据张维理介绍，我国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初进行了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土壤普查；近10年来还实施了全国污染土壤调查、地质元素调查、农用地分等定级、耕地地力调查与评价、农田土壤养分状况调查等国家工程，对了解我国不同时期土壤肥力与环境质量状况发挥了作用。
“但这些调查，不同程度上存在调查资料深加工不足，保存和利用难以延续，跨地区、跨部门、跨学科的科学数据共享难以实现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张维理说，“最主要的，这类调查属于科技基础性工作，不仅仅是工作量大、专业性强、难度大，更需要科学的方法、专业的队伍，应依托专业院所，长期坚持研究。靠目前这种人海战术是不科学的，国家投入不少，但效果并不理想。”
未来20年农业将面临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发展经济和农业最重要的资源，农田生态系统还是消解城乡生活、生产废弃物、维持碳氮硫磷等物质循环最重要的基础。我国耕地资源紧缺是不争的事实，不仅人均耕地面积少(仅1.43亩)，而且由于人口多，许多不宜农用的土壤被开垦为农田，耕地土壤整体质量偏低，中低产耕地土壤占65%。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戴景瑞曾坦言：未来20年中国农业将面临严峻挑战。
在今年6月初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戴景瑞把未来农业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归结为五大挑战，包括人口增长、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加剧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耕地问题。
由中国工程院牵头组织的“中国工程科技中长期发展战略研究”项目农业科技领域课题组的研究认为，近50年来，中国农业走过了一条高投入、高产出、高速度和高资源环境代价的道路，未来农业发展，必将面临资源短缺、生态恶化、技术薄弱、技术创新不足等困境困扰，既要保证16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又要实现生态安全、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难度相当巨大。而人口增长和消费增加的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这是我国未来20年农业面临的第一大挑战。
戴景瑞表示，预计未来我国人口将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2030年有可能达到16亿人口；生活水平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持续拉动粮食需求的增长，到2030年，我国粮食需求将达到6.17亿吨，粮食总产需要在这个基础上增长20%以上，肉、蛋、奶也分别需要提高24%、28%、205%。因此，确保粮食安全是我国农业的首要任务，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亚硝酸盐、重金属等有毒物质进入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饲料安全和畜产品安全、动物疫病控制也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环节。
“没有质量的数量同样令人担忧”
耕地问题是农业面临的第二大挑战。虽然我国提出了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但未来耕地面积减少将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长期趋势，这种趋势只能减缓而不能遏制，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目前我国人口耕地不到0.1公顷，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不到发达国家的1/4，只有美国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
“保护耕地数量固然重要，但没有质量的数量同样令人担忧。如果保持18亿亩耕地数量不变，但分布状态和质量状况由集中、连片、优质逐步向破碎、零星、劣质转变，累积起来的破坏效应将十分严重，而目前，有些地方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一位资深院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强调道。
国土资源部2009年12月24日发布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成果《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也显示，我国耕地质量等别总体偏低。
这一历时十年、投入130多万人次进行的调查，是根据自然条件、耕作制度、基础设施、农业生产技术及投入等因素综合调查与评定，把全国耕地评定为15个等别，1等耕地质量最好，15等最差。
调查显示，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80等，等别总体偏低。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低等地面积占全国耕地评定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全国耕地低于平均等别的10至15等地占调查与评定总面积的57%以上；全国生产能力大于1000公斤／亩的耕地仅占6.09%。中国耕地质量总体明显偏低。
一位不愿具名的农学家也证实说，我国每年城镇发展和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高等级耕地，而补充的耕地主要分布在水热、区位、地形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总体质量不高。“高等级耕地流失过快，补充耕地等级偏低，以次充好的情况很严重，耕地质量总体下降，已严重影响到我国耕地生产能力，威胁国家粮食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仅保住18亿亩耕地数量是不够的，还必须保证耕地质量，确保耕地生产能力的稳步提升。”
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
张维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限制我国耕地土壤生产能力的主要问题是土壤氮磷养分不足，随着多年来化肥投入量和作物产量的持续增长，耕地土壤氮磷养分供应状况的较大改进，“低、费、污”已经逐步成为我国耕地土壤质量新一轮的核心问题。
张维理解释说，这里的“低”主要是指基础地力低。基础地力是指不施肥时农田靠本身肥力可获取的产量。优质耕地土壤是长期发育或多年培育的结果，通常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水氧气热协调，保水保肥、耐旱耐涝、高产稳产，基础地力高。
据中国农科院土壤肥料研究所近年来在全国的田间定位实验与调查显示，我国各主要农区广泛存在的不合理耕作、过度种植、农用化学品的大量投入和沟渠设施老化已经导致农田土壤普遍性的耕层变薄，养分非均衡化严重，土壤板结，土壤生物性状退化，土壤酸化、潜育化、盐渍化增加，防旱排涝能力差，耕地土壤基础地力不断下降。
我国各主要农区，由于长期使用浅耕机械，同时不重视施用和科学使用有机肥料，农田活土层已明显变浅，作物根系难以下扎。因为缺少适合农民使用的科学施肥技术，全国各大农区化肥氮磷钾养分比例不合理问题依然普遍。在约占全国农田面积20%的集约化种植农区，氮磷肥料严重超高量使用，单季作物化肥纯养分用量平均为569～2000kg/hm2，氮肥利用率仅为10%左右。因养分供应极度失衡，作物病虫害严重，农田农药用量大幅度增加，导致这部分我国生产条件最好的耕地土壤盐害、酸化严重、结构破坏、农药残留、土壤污染问题十分突出、土壤生物性状、健康功能严重衰退，生产性能大幅度下降。山东、云南等省份一些蔬菜、花卉产区的农民不得不采取深翻底土、客土甚至更换地块等方式减缓产量下降。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农村耕地从集体大面积经营转化为一家一户的经营方式，耕地管理单元变小，使用权变更频繁，对农田基本建设忽视，许多地区农田沟渠失修，尽管国家投资完成了包括河道改造在内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由于农田沟渠老化，难以有效进行农田的防旱排涝。
环渤海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北部湾经济区沿海、成渝经济区和黄河中上游能源化工区等五大区域战略环评倍受瞩目
五大区域战略环评倍受瞩目 环评后五大区域咋走
孙秀艳
五大区域GDP未来占全国25%，其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我国未来中长期生态安全
“五大区域战略环评是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结果。”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评项目集成专家组组长、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吉宁教授说。
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战略的重要指向区域和新的经济增长极，五大区域涉及国土面积111万平方公里、人口3亿、GDP占全国的22%。五大区域不仅担负着我国区域经济布局调整的重任，而且在宏观经济总量增长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到2015年，五大区域GDP合计可能占全国比重达到25%，预计12.5万亿元左右。
五大区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振兴战略、沿海地区率先现代化战略的重要支撑区域，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十二五”时期国家宏观战略的主要指向区域。五大区域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与战略性产业基地，也是依赖资源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典型区域。与此同时，五大区域地处我国重要流域和海域的关键区域，其生态环境质量直接影响我国未来中长期生态安全的总体水平和环境质量的演变趋势。
“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五大区域都急需一次完整的体检和转型指导，而且其转型过程所积累的经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具有突出的示范意义。”陈吉宁说。
部分地区环境承载能力已全面超载，差别化调控推进五大区域科学发展
项目组认为，五大区域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共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空间大量被占用，生态脆弱性加剧，区域性生态安全格局面临严重威胁；环境污染排放持续增加，部分地区承载能力已全面超载，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
更令项目组忧心的是五大区域重点产业的未来环境隐忧。五大区域结构重型化特征突出，重化工业产值占工业的比重达69%，临海、临江、临河布局态势明显，让区域面临重大的环境压力与环境风险。五大区域重点产业布局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空间上的冲突和产业结构规模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
陈吉宁表示，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从机制创新、优化布局、结构调整和生态建设等方面入手，逐步解决造成五大区域产业发展空间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之间、结构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这两大矛盾的机制、体制等深层次问题。必须优先落实产业升级政策、优先保证环保投入、优先加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
对策建议中强化五大区域差别化调控的建议非常醒目，例如对环渤海沿海地区提出的“严格控制在大连双岛湾、双台河口湿地、大辽河口湿地和黄河三角洲湿地等生态极度敏感区域布局工业污染项目。”“发展大型炼化一体化项目，淘汰100万吨及以下低效低质落后炼油装置，积极引导100万—200万吨炼油装置关停并转，防止以沥青、重油加工等名义新建炼油项目。到2020年，环渤海沿海地区总炼油能力控制在1.2亿吨以内为宜”等建议。项目组对促进重点产业布局，优化深化重点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建议层次鲜明、细致入微，对区域发展有着具体的指导意义。
